黎族文身，歷史悠久。自漢代開始，已經(jīng)有文字記載。在世界的民族族群中是一種罕見的文化現(xiàn)象。

　　文身，作為一種傳統(tǒng)文化，是黎族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，是母權(quán)制的產(chǎn)物，是原始宗教——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、圖騰崇拜的藝術(shù)結(jié)晶，是黎族歷史上凝聚力、號召力、生命力的標志。今天，黎族少數(shù)老年婦女身上還保留著文身的歷史印痕，這些用血肉彩繪出的斑斕圖畫，為黎族的歷史增添了璀璨的色彩。

　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，黎族婦女大體上不再沿襲文身的習俗了。

　　黎族，源于中國駱越人。中國早期典籍所記載的駱越族習俗，涵蓋了黎族；或者說，這些記載，至今還能看到殘留歷史印痕的，也只有黎族。

　　最早記載駱越族文身習俗的，是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�！囤w世家》在論到“圣人觀鄉(xiāng)而順宜，因事而制禮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”時，引稱海南島上黎族文身，說“剪發(fā)文身，錯臂左衽”，是“甌越之民”，《索隱》引劉氏的話說：“珠崖、儋耳謂之甌人，是有甌越�！边@里，當時是以肯定的語氣，用文身這種特例來說明，對于“禮服”，不能強求一律，不同的地域，因為“鄉(xiāng)異而用變，事異而禮易。”地域環(huán)境所形成的風俗，差異極大，無可厚非，包括文身。

　　東漢時，楊孚在《異物志》中說：“儋耳，南方夷，生則鏤其頰皮，連耳匡，分為數(shù)支，狀如雞腸，累累下垂至肩。”這段記載，是典籍中第一次將文身的線條體制及所文的身體部位加以描述。這種復(fù)雜的文身藝術(shù)，可以推斷出，在楊孚以前，已經(jīng)有悠久的傳統(tǒng)。但楊孚所說的，人們文身的生活階段，則指為出生的時候。這與后來的說法不同。北魏的酈道元，在《水經(jīng)注》中引晉代王范的《交廣春秋》記載，說朱崖、儋耳二郡（按：當時實指整個海南島），“皆殊種異類，被發(fā)雕身”。文中沒有指明文身是在人生中的什么時候；但下文說：“女多嬌好，白皙，長發(fā)，美鬢�！边@顯然是說女子到了青春期。宋代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說文身是“女年及笄”，指女子可以盤發(fā)及笄的年齡，即成年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蠻》也肯定了“女及笄黥頰”。趙汝適《諸番志·海南》同樣認為“女子及笄即黥頰”。明清兩代的載籍，說法與宋代相同，只不過像清代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中換了一個說法：“女將欲字人”，或者像張慶長的《黎岐紀聞》說“女將嫁，面上刺花紋，涅以靛”。這樣看來，東漢楊孚說黎族是出生時文身，是不對的。

　　在宋代的典籍里，提出了文身的另一個問題：以文身別貴賤。宋·樂史首先提出，文身時，豪富文多，貧賤文少，“但看文之多少，以別貴賤”。周去非說“婢使不繡”。關(guān)于這一點，清代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反駁說：過去以為黎女文身是美，多繡為貴，婢媵不得繡。這些說法，“皆非也！”

　　歷代記述黎族婦女文身的典籍不少，里面所述，多是客觀記載，不加褒貶。但是，對于這種承傳幾千年的習俗，自東漢以來，時有主政者認為是陋習，規(guī)勸黎家婦女革除。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，“儋耳慕義貢獻”。據(jù)黃佐《廣東通志》載，同年，明帝拜僮尹儋耳太守，僮尹在規(guī)定“官吏毋貪珍賂”的同時，“勸諭其民毋鏤面頰”。顯然，僮尹將老百姓的文身與官吏貪賂等同，都在革除之列，不同的是“勸諭”與“戒敕”罷了！“勸諭”的效果并沒有達到僮尹的目的，文身的習俗并沒改變，一直延續(xù)下來。到了明代，俞大猷《黎族圖說》中，也提到當時有“禁文身”的建議。民國初年，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文身。但屢禁不止：“自1924年以來，官廳布告禁止，違者科罰，于是黎族青年婦女涅面者漸少。但在遠山窮谷地區(qū)，涅面文身者依然如故�！� 20世紀30年代，撫黎分署又雷厲風行地嚴格禁止文身，也收效甚微！直到現(xiàn)在，在黎族聚居地的某些方言，個別健在的老年婦女中，還有的在臉上、胸上、手上和腿上繡著傳統(tǒng)的圖案。最為突出的個別現(xiàn)象，是東方市西方村有婦女在1963年還進行文身。作為黎族傳統(tǒng)文化，文身歷史悠久，也有其相對的穩(wěn)定性。